没有计算机的计算 COMPUTING WITHOUT COMPUTER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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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议程 --1960年代末
国际实验建筑对话展览目录的封面；Amazing Archigram 4；
新社会NON-PLAN期刊；
Jasia Reichardt策划的Cybernetic Serendipity展览；
Auto-Destructive Art - Gustav Metzqer；
Peter Murray和Geoff Smyth编辑的Clip Kit；
以及Architecture Principe宣言 - Claude Parent和Paul Virilio。
悬浮映画按：
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伦敦和剑桥接受了建筑师培训。在学术生涯中的最早阶段就确定了计算机处理能力如何帮助设计的推进，他开始尝试想象这对建筑师、客户/用户和环境的影响。近30年来以孜孜不倦的热情，通过教学、研究和设计来面对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指南，这也是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时代的位置。
COMPUTING WITHOUT COMPUTERS
没有计算机的计算
John Frazer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愿景仍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为计算机图形设备在7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2004年当大卫•格林（David Greene）重新建立Rokplug作为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Archigram展览的一部分时，他的建议在技术上已经变得可行，弗雷泽也正在苏塞克斯的花园吊床上使用无线连接的手提电脑来写这篇文章，将其发送给编辑萨曼莎•哈丁汉姆（Samantha Hardingham）。
2004
我坐在苏塞克斯郡花园的吊床上，正在用在70年代梦寐以求的无线手提电脑撰写这篇文章。这项技术终于问世了，但其惊人的性能甚至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大师们最疯狂的梦想，成本更低得惊人。当我打出这句话的时候，窗口中里有一个学生从中国登录到这里进行辅导，我的儿子在另一个窗口里聊天，而在第三个窗口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办公室的一封紧急邮件正在被回复；现在是英国夏季时间下午4点，那是一天中神奇的时刻，洛杉矶正在醒来，而上海还没有睡着。我躺在我的吊床上，想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接通，以及在此期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反思一下刚刚处于‘欧盟的吊床’上用着国际网络将中国和美国连接起来 -这其中的政治层面似乎比技术更奇妙。1974年3月出版的《AD》杂志是红色的，封面是毛主席拿着一本红色的AD杂志的肖像画，造型和手势都是经典的红宝书。
虽然有些评论家做了预见性的技术预测（如富勒），有些评论家做了社会和政治预测（新社会），因此才有了关于如何将先进的技术与变化中的社会相结合的见解。
在1968年的巴黎学生骚乱使迅速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机会即使失败了，直到1970年。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一种以新的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战略正在出现，而解决方案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新的技术，特别是新兴的控制论科学。而我会选择1969年7月20日作为这个关键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踏上月球的第一步成为技术成就的陈词滥调，地球的全景成为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几十年来所宣扬的一切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段时间我和当时的同学们开始进行长期的思想实验。当时没有负担得起的计算机，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想象它们的存在，并想象实现梦想所需的所有其余技术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就是我所说的 "没有计算机的计算 "的意思；一种对21世纪初建筑和建筑环境的心理演练。
Rescuing the 1970s from the Attic
从阁楼上抢救那些70年代的东西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作为学生和年轻建筑师所阅读和贡献的问题。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建筑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存活在阁楼上。关于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转让的关键思想被搁置并存档，以备将来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使用？在这个阁楼上标有"Interbuild"、"oz"、"New Society"、"Archigram"、"Clip Kit"、"Arena "和 "AAQ "的箱子中，灰尘的重量以及图书馆装帧的庄重，并没有影响到封面内依然清新的画面和轻盈的感觉。随便翻翻1971年的杂志，可以能看到一根250米长的充气管，漂浮在汉诺威的马赫西河上；彼得•库克（Peter Cook）写给沃伦•查克（Warren Chalk）的公开信；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Auto-mat可展开式气动垫子；秘鲁的紧急住房；关于科文特花园重建的社会问题长刊；还有一期关于1968年以来的Beaux Arts的杂志回顾了巴黎学生革命的后果。这些杂志很快就发现，70年代的议程完全是在60年代制定的。因此为了恢复那个时期的味道，我根据当时模糊记忆和一些笔记，以下是形成性事件的顺序 -作为个人的 "思想实验简述"。
1963
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建筑协会（AA）一年级的工作室里讲课，他正在为BBC电视台拍摄。他坐在一张三角桌上，每当镜头停止时，他都会中途停顿，直到拍摄再次开始时，他才又重新开始说话。
1964
由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和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设计的 "欢乐宫 "（Fun Palace）可以说是本世纪具有开创性的建筑，自1958年以来一直在开发中，在雷纳•班汉姆的一篇文章中向公众揭示了这一点。
1965
自毁性艺术。（Autodestructive Art）
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在AA的演讲中，设计了他的幻灯片在投影仪中燃烧（火焰顺着屏幕向下以给人营造一种地狱的感觉。随后在Ching's Yard里进行了一场示范。荧光管被精心设计的破坏，激发了一场破坏的狂欢，模型、图纸、画板和家具都从工作室的窗户扔出去。俯瞰院子时我受到启发，从屋顶跳到这个参与性活动上(其他人也承认了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沮丧，而是因为一种喜悦。
1966
国际实验建筑对话（DEA），Folkstone
数千名背包客、睡在沙滩上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个为几百名听众设计的小厅。他们听到了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关于Potteries Thinkbelt的演讲，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关于Retti蜡烛店和Tote包的发明，把小店带进了城市，还有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舍内尔·舍因（lonel Schein）、尤娜·弗里德曼（Yona Freidman）、亚瑟·夸姆比（Arthur Quarmby）和Archigram成员。克劳德·帕朗（Claude Parent）和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穿着黑色西装用法语的发言，由柯林·福聂尔（Colin Fournier）翻译，他还把他们从被嘘声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被高涨的观众视为新法西斯主义。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谈论 "建筑的终结"。而普莱斯毫无防备地说建筑师是做围墙生意的，班纳姆戏谑地嘲讽了这一观点，也将其作为自己预言性愿景的起点。
1967
世界设计科学十年会议（伦敦）
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试图让建筑系学生参与到这个项目和他的世界游戏中来，他的依据是设计教育发展出一种全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其他学科正变得越来越专业。他讲了四个小时，其中并没有休息。课后他虽然明显疲惫，但他又慷慨地与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一生中与富勒谈了四次，每一次都很神奇，每一次我都觉得有了新的目标感。
但我却不记得他说过的一个字。
1968
Cybernetics Serendipity "是由不可思议的Jasia Reichardt在ICA举办的展览。一本狗皮膏制作的目录（国际工作室特刊）揭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组合。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约翰·凯奇（John Cage）、爱德华·伊纳托维奇（Edward Ihnatowicz）、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诗歌、音乐、艺术、雕塑、舞蹈、电影、建筑。一页又一页地记录了开创性的实验并为未来40年的议程作了准备。
20世纪60年代的梦想全盘接受了计算机普遍普及的理念。但现实是，在60年代中期，还没有普遍的图形显示设备。1968年约翰•弗雷泽作为一名学生，在没有屏幕图形的情况下，用雇来的钢笔绘图仪在墨盒纸上绘制他的最后一年项目。
Also in 1968
同样在1968
我的第一张电脑制图是用笔在墨盒纸上绘制的（并没有屏幕预览）。生成几乎不可能用手工绘制的复杂几何图形作为灵感，但编写软件（还没有AutoCad）和输入所有数据的痛苦，让我开始了改善这种情况的终身计划，我也策划了最后一年的项目。
1969
纪念60年代结束的烟火将在3月举行，届时新社会将出版 "非计划，自由的实验"，作者是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保罗·巴克（Paul Barker）、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他们提出了一个宣言，以结束我们所理解的规划。
1969年剑桥大学唯一的屏幕图形显示服务是一个圆形的阴极射线管，在绘制最后一条线之前，第一条线就会褪色。约翰•弗雷泽现在第一次能够直接与一个成长中的设计种子进行互动，它可以根据空间要求自动重新进行配置。
1970
一种新的严肃感和完成工作的冲动。
这意味着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在剑桥开始了新的教师生活。我开始与布里特·安德森（Britt Andressen）（澳大利亚建筑师金牌得主）和巴里·加森（Barry Gasson）起管理建筑学院的第一年工作。个人的心情和当务之急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进入新十年后的变化。仿佛在辉煌的10年里，全世界都在分享着学生的成长经历，但现在我们却要还债。
发明家、大师、热潮的启动者和稀释者，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创造性活动进行了分类（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 Yale 1934, Faber 1961）。
我所描述的发明者和热潮的启动者，生活在60年代，在70年代初进入舞台。他们使用的工艺与发明者一样好，或者比发明者更好，而且往往是在梳理思绪。
如果说60年代的特点是“发明精神”，那么70年代将是一个发展大师的时代。变革的标志是由罗伊·兰道（Roy Landau）客串主编的《AD》一期，其中聚焦于控制论和反应系统，而撰稿人更是全明星阵容，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沃伦·布罗迪（Warren Brodey）、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大卫·格林（David Greene）、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和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这些议题都确定了未来30年的前进方向。
同时我在与来自剑桥的亚历克斯·派克（Alex Pike）合作，他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杂志的常客。我们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包括年轻的Ken Yeang），研究一个关于生态的建筑。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小组，我们还计划建造一个自主房屋的原型。
1977年，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在AA讲课。
Also in 1970
同样在1970
我获得了剑桥大学唯一的图形显示设备（一个圆形的阴极射线管，第一条线在最后一条线画出之前会逐渐消隐）。在数学实验室的专业知识帮助下，我开始开发基于一种数字DNA的生成程序，使我能够自动生成结构形式，而不用繁琐地输入所有这些数据。
1973
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停滞不前，我从剑桥一路颠沛流离回到AA，再次与布里特·安德森（Britt Andressen）合作教学。我们向学生介绍另一个思维实验，要求他们用火柴盒和彩色珠子搭建一台电脑。随后我也获得了与大卫·格林（David Greene）和威尔·阿尔索普（Will Alsop）再一同教学的机会。
1976
这座智能建筑诞生于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的Generator项目。我和妻子Julia是这个项目的顾问（我们正在建立一个计算机系统并编写软件），以增加塞德里克的信心，建筑学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即时反应太慢了，"建筑学应该创造迄今为止认为不可能的理想条件和机会"。
Generator项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智能建筑。互动式发电机环境的部分工作模型，每个元素中都嵌入了一个微处理器，用于计算其自身的重组。概念、电子学、模式和软件由约翰和朱莉娅·弗雷泽作为塞德里克·普莱斯的控制论顾问，1978年完成。
1977
我在贝尔法斯特的艺术与设计学院担任艺术与设计研究、历史与批评学院的院长，随着第一套基于微处理器的图形系统的问世，我终于有了将计算机引入课程的资源。圣诞节是在雪地里坐在唐区（Killyleagh）的一个偏远的农舍里的床上度过的，阅读着一叠刚刚送来的手册，我在兴奋之余，意识到每个建筑师都有可能在他或她的办公桌上拥有一台图形计算机，事实上这十年将随着个人电子交易的到来，苹果公司和IBM公司随即紧随其后。
1979
我们的公司Autographics的启动，推出了软件包Autoplan，它是一个编程软件，我们相信这些软件可以帮助设计而不是阻碍设计。但几年后AutoCad出现了，也令我们这个先锋小公司黯然失色了。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第一台基于微处理器的图形存储设备开始商业化。(左)1977年John和Julia Frazer将一台Tekronix 4051引入贝尔法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但屏幕上的图形分辨率太低，仍需使用多色笔绘图仪进行图形输出。右）贝尔法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1977年：一台Commodore PET（个人电子交易机），配有10支笔的彩色绘图仪，软件由John和Julia Frazer设计并编写。
What Went Wrong?
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因素：
1.这一时期受到了两种相反的潮流影响，即能量和信息以相反的方向流动(并违反物理定律)。一方面技术得到发展，拯救地球的想法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三十年来缺乏远见的政治所带来的剥削和轻视，最终导致1979年撒切尔时代的到来，出现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想象力的枯竭。
2.技术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比预期的要快。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没有。当问题与办法脱节时，我们就根本不能去应对，而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3 这一时期的乐观主义在弗雷德·斯科特（Fred Scott）的一篇文章 "How It's Made "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他感叹建筑师们不愿意对事物的制造过程感兴趣。他引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CNC，即用计算机数值控制机器来生产柔性生产线。斯科特很快就看出了对建筑业的影响。克里斯·亚伯（Chris Abel）在'Ditching the Dinosaur Sanctuary'中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扩展。然而斯科特和阿贝尔都没有涉及这些机器的成本与加工零件所需时间的问题。愿景是正确的，成本问题现在也已经解决了，但对技术的一味的、不加批判的敬畏仍然没有解决。
4.RIBA在1972年的年度会议上很早就参与了开发和稀释的行为。在 "为生存而设计" 的旗帜下，它假装在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做出专业努力。我最初的欣喜是RIBA认真对待环境和能源问题，我年轻时的自豪感在受邀发言后很快就被可怕的意识所取代，即这个行业远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只是将其视为另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严肃的问题总被挪用和轻视，以证明形式主义者和纪念主义者的无关紧要。我发誓永远不会加入这个贬低自己利益的团体。会议的结果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 "Long Life Loose Fit Low Energy programme"。安德鲁·拉贝内克（Andrew Rabeneck）、弗朗西斯·达夫蒂（Francis Duffty）和约翰·沃辛顿（John Worthington）给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
5.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梦幻开局”被廉价卖给了COD(计算机辅助设计)，但很快就崩塌了，变成了可怕的渲染图，甚至污染了建筑学界每一个学校的展览，并长达数年。
6.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单一的。它的许多源头可以在更早的作品中找到，丰富的思想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富勒在写《通往月球的九条锁链》[1938年]时提出了环境问题，并发表了《4D时间锁》（1929年）攻击建筑业的停滞。伍迪森（Woudhysen）和阿比（Abley）最近才出版《为什么建筑业如此滞后？》（Wiley-Academy，2004）。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也讨论了他参与的建筑项目-公民展望塔（1892年），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政治影响可以在他的《田野、工厂和车间》（1899年）中找到。
1990年Gordon Pask和Julia Frazer合作的'Universal Constructor'，AA diploma 11
The 1990s
20世纪90年代
1992年所有的工具都已具备：电脑、软件，虚拟现实已经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转移到了一个将30年或更多的碎片之间的连接。如何将新技术与人的方面，互动，环境和基本目的结合起来。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从1990年到1995年与AA的学生一起建立实验性的交互模型、生成性和进化性系统，并使用遗传算法和神经网与之探讨建筑，仿佛它是一种人工生命的形式。应用范围包括为格罗宁根市民创建一个参与式规划模型 "Universal Constructor"(AA diploma11 unit students, with Gordon Pask and Julia Frazer. 1990)。塞德里克·普莱斯和戈登·帕斯克也与这个小组合作，帮助形成性思维过程和正在进行的学生发现之间的联系。展览邀请参观者与网络输入和输出设备互动。1994年全球接入互联网的到来，dip11的学生在AA的"Interactivator"展览中庆祝。在这里，一个物体在展览的中心演化，以回应来自实际参观者、互联网上的虚拟参观者和展览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没有电脑的计算实验重新进行，虽然这次我们有了电脑。思想实验的纯洁性更加尖锐，没有机器的束缚的必要性更加强烈。1998年John Frazer也出任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学生们在那里建立了全球虚拟设计工作室，进行全球共享项目，虚拟空间中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网络输入输出设备互动的参观者包括（从左到右）Ken Yeang、Britt Andressen（与女儿）、Marcial Echenique、Samantha Hardingham和Sophie Hicks（背对镜头）。
亚历克斯·戈登，表达了他们对该学院管理这个项目的方式的 "深刻的不安感"（Andrew Rabeneck, Francis Duffy, John Worthington, 'LL/LF/LE - Open letter to Alex Gordon PRIBA', D January 1973, p 6）。参与设计的问题用同样的方式被掩盖了。
‘Interactivator' exhibition, AA diploma 11 unit students, 1995.
形式是根据展览实际参观者、展览空间的环境条件以及互联网上虚拟参观者的投入而演变的。
2000
计算机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越来越接近于隐形。因此我为新的千禧年干杯，并宣布自己是后数字时代的人了，不再需要再谈论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根据人类和环境的需要设计未来。
香港理工大学全球虚拟设计工作室，1998年。
2005
最近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举行的 "建筑与数字集成 "研讨会上，确定了设计和计算机控制的制造和装配技术所需的硬件和软件，现在已经发展到通过制造重复性元素来实现工业化终于可以被抛弃了。软件从航天工业的领域调整到建筑领域，取代了仅仅为了加快现有的设计过程而编写的软件。通过软件生成并最终构建适合未来建筑的形式和空间的梦想终于与我们见面了。高迪和盖里、巴洛克式的教堂和小黄瓜等不同的例子，说明了技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或者说许多发言者都这么说。一个由建筑师、工程师、制造者和建筑商组成的松散的数字项目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以实现建筑业的彻底改革，包括教育和培训。
我们仍然有同样的担忧。是否会重蹈1970年代的覆辙，对技术采取单维方法而不考虑过程和目的？我们是否会再次陷入脱离问题背景而看待解决方案的危险之中？最后一句话依然送给塞德里克·普莱斯："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
而AD杂志-它们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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